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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世纪为时间尺度的成本有效性研究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越低的水平，成本越高。不同的基准线对减排的绝对成本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当稳定目标从750ppmv降低到550oomv时，减排成本只有适度的增加，而稳定目标从550ppmv降低到450ppmv时，减排成本增加很大，除非基准情景中的排放水平很低。然而这些结果不包括固碳和非二氧化碳气体，而且没有研究更低稳定目标引起的技术变化29的可能效果。特别是参考情景的选择对二氧化碳浓度有很大的影响。近来以IPCC《排放情景特别报告》的参考情景作为基准线来分析稳定浓度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大多数被评估的稳定情景下预期GDP的平均减少在基线值的3%以内（在一个既定的年份内不同稳定情景中最大的GDP减少达到6.1%）。同时，由于技术进步和转让引起表观正经济反馈，一些情景（特别是AIT情景组）下的GDP比基准线的GDP高。GDP的减少（情景框架与稳定水平的平均值），在2020年最低为1%，2050年达到最高（1.5%），2100年有所下降（1.3%）。然而对基准线排放量很高的情景组（A2和A1F1），在整个模型运算期内，GDP的减少将增加。由于与GDP的规模相比，损失相对较小，在《排放情景特别报告》之后的稳定情景中，在本世纪内GDP减少不会导致明显的GDP增长速度降低。例如，1990~2100年中不同稳定情景下年均GDP增长速度只减小0.003%。最大年份的减少也只有0.06%。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更取决于累积的而不是某一年的排放。即一个特定的浓度更取决于累积的而不是某一年的排放。即一个特定的浓度稳定目标可以通过不同的排放途径实现。很多研究建议，对总的减排成本来说，排放途径的选择与排放目标本身同样重要。这些研究把它分为两类；一类是假设排放目标明确，另一类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将排放目标作为一个需要决策的问题。
对假设排放目标明确的研究来说，问题是如何确定达到目标的最小减排成本的途径。在这里，可以把途径的选择看成是一个碳预算问题。这一问题直到现在一般都只考虑二氧化碳而很少考虑其它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一个浓度目标决定了从现在到目标年期间可以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的量，问题是如何随时间分配碳排放。
许多试图找出实现一个特定目标的最小成本途径的研究表明，这样的一个途径可能是开始时逐渐减排，而后期迅速减排。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在近期内逐渐转变目前的全球能源系统可以减少现有资本存量的过早消亡，为技术发展提供时间，还能减少被锁定在迅速发展的低排放技术的早期不成熟状态的风险。在另一方面，更激进的近期行动能够降低急剧的气候变化对环境和人类带来的风险，刺激已有的低排放技术被更快利用（参见第8.10节），为未来技术变化提供强烈的近期激励，从而帮助人类抛开被高排放强度技术锁住的束缚，还能为以后一旦根据科学认识的发展确需制定更严格的浓度目标留出更多的操作空间。
应当注意的是浓度越低，碳排放量就越小，因此越要求早些离开基准线。然而，即使高的浓度目标，从基准线更缓和的过渡也并不与较早的行动相抵触。所有的稳定目标都要求未来资本存量的碳密度更低。这对近期投资决策具有直接含义。新的供应则选择一般要很多年才能进入市场。如果在需要低碳低成本的替代技术时便能得到他们，就要求有对研究开发的立即和持续的承诺。
以上强调减排成本的问题。检验某一些选定的排放路径和环境影响也很重要。这是因为不同的减排路径不仅意味着不同的减排成本，也意味着不同的环境可避免成本所带来的效益（见第10节）。
当然，目标确定的这种假设是过于简单了。幸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经认识到决策问题的动态特性，并呼吁根据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最好的科学信息进行定期回顾。这种渐进的决策过程旨在针对长期的不确定性来识别短期防范策略。相关的问题不是“什么是未来100年的最好的目标”，而是“对预期的长期气候变化和相伴的不确定性，什么是近期最好的目标。”
一些研究试图基于长期目标的不确定性来确定最优的近期防范策略。这些研究发现所希望的防范投入取决于人们对利害关系、力量对比和减排成本的评价。风险防范的成本——社会为避免风险愿意付出的数量——最终是一个政治决定，这种决定因国别而异。
大部分用于评价满足特定减排目标和成本的模型偏于过分简化技术变化的过程。一般假定技术变化与排放控制水平不相关。这种变化被看作是自动的。近些年引发的技术变化得到日益关注。有人争议这种变化可以大大降低和甚至抵消CO2减排政策的成本，其它研究则对引发的技术变化不那么抱有希望。
最近的研究认为，技术变化对减排的时间安排的影响取决于技术变化的来源。当技术改变源自于研究开发，引发的技术变化偏向于将更多的减排努力放在未来，原因在于技术变化将使未来减排成本相对于目前有所降低，将更多的减排量放在未来将更加成本有效。但是，当技术变化源自于实践中的不断学习，引发的技术变化对减排的最佳时间的影响则是不明确的，一方面，引发的技术变化使未来减排成本较少。另一方面，目前的减排具有附加的价值，因为目前的减排有助于经验积累和学习，并有助于降低于未来减排的成本。这两种效果哪一种占主导，取决于技术和成本函数的特征。
某些社会现实可能阻碍或加强技术变化。所以提高公众认识和教育能有助于鼓励社会向有利于技术创新和扩散的环境转变。这是一个有待于未来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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