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全球、区域、国家成本和附带效益

8.1 引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¹⁴。另外，公约（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应付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当讲求成本效益，确保以尽可能最低的费用获得全球效益”¹⁵。本节介绍国家、区域和全球层次的有关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文献，介绍净的福利收益或损失，包括减排政策的附带效益（如果可行的话）。这些研究应用了前面各章中描述的所有分析工具，包括由有详细技术描述的自下而上的模型到自上而下的将能源部门和其它经济部门联系在一起的更综合的模型。

8.2. 详细技术模型中的温室气体减排的总成本

　　在详细技术和“自下而上”的模型和方法中，减排成本是由技术和燃料成本，例如投资、运行和维修成本、燃料获得成本，与进出口效益和成本（这是一个最近的趋势）相综合而得出的。

　　模型可以在两个坐标轴上排序。首先，按照从简单的工程经济计算分技术的影响，到考虑整个能源系统的综合的部分均衡模型的顺序排列。第二是根据从直接的减排技术成本的严格计算到其它一些考虑的顺序排序，这些考虑包括观察到的市场的技术采纳行为、由于需求减少而导致福利损失和贸易变化带来的收益和损失。

　　这导致对两种方法类型的比较分析，即工程经济方法和最低成本均衡模型。在第一个方法中，每一种技术都通过对其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得到独立的评估。一旦估算了这些因素，对每种技术都能计算出相应的单位成本，然后要根据这一成本可以把这些技术排序。这一方法在指出由于最好的可获得技术与目前正在使用的技术间有“效率差距”而存在负减排成本的潜力时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这一方法最主要的缺陷是忽略了或没有系统分析不同技术间的相互关系。

　　通过在所有部门和所有时间内同时考虑所有技术，以及选择优化技术，部分均衡的成本最小模型已经建立起来，并用来弥补这一缺陷。这些更综合的研究表明总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比按分技术严格计算的成本高。通过优化框架，将优化的对策与优化的基线相比，这些模型能给出比较容易解释的结果。但是，这些模型的缺陷是很少能根据现实中非优化的情况来校准模型中基年的情况，而是含蓄地假设一个基准线。因此它们不能对负成本潜力提供任何信息。

　　自从〈第二次评估报告〉出版以来，从下而上方法已经得出了很多新的有关附件一国家、非附件一国空和一些国家集团的结果。另外它们还通过考虑需求和一些影响效果，在直接减排成本的传统计算方法上更进一步。

　　然而，不同的研究得出了非常不同的模型结果，对它的解释是模型需要非常多的参数，不同国家的参数差异非常大（如能源资源、经济增长、能源强度、产业和贸易结构），另外模型的假设和有关负成本的假设也不同。

　　但是，正如《第二次评估报告》所说的，对由于减少现有市场失灵、考虑附带效益和双重红利而产生的无悔潜力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意味着一些减排行动可以在负成本的条件下实现。无悔潜力来自于现有的市场和制度失灵而使一些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得不到实施。关键问题是这些失灵能不能通过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措施来得以纠正。

　　第二个重要的政策信息是决定大多数气候政策宏观经济影响的短期和中期的边际减排成本，对基准线方案（增长速度和能源强度）和技术成本的不确定性非常敏感。即便有非常好的负成本选择措施，在超过一个期望的减排水平后边际成本可能快速上升。在允许碳贸易的模型中这一风险要低得多。从长期来看，由于技术进步会降低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所以这一风险能被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