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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将项目、部门和经济分析区分开。项目级分析考虑“单个”投资并假设对市场不会产生重大的二次影响。它采用的方法有成本效益分析（CBA）、成本有效分析（CEA）和生命周期分析。部门级分析在“局部均衡”的条件下考察部门政策，所有的变量为外生。采用不同的宏观经济和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经济分析，探讨政策如何影响所有的部门和市场。应当在评价的详细程度与系统的复杂性之间有所权衡。本节将提出成本分析中使用的关键假设。
有效的评价气候变化减排方案需要结合使用不同的模型。例如，详细的项目评价与部门影响的一般性分析相结合，对碳税的宏观经济研究与大型技术投资项目的部门模型相结合。
基准方案指在没有气候变化政策干预下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评价减排成本的关键。因为基准情景确定决定未来的减排潜力，以及减排政策实施的成本。基准方案还包括一些在宏观经济和部门层次上的、重要的、对未来经济政策的模糊假设，包括部门结构、资源强度、价格和技术选择。
无悔措施指负成本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其净成本为负值，因为它们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效益。例如减少市场失灵，通过税收返还和共生效益产生的双重效益/红利，它们大到足以低消实施成本。无悔问题反映对经济运行和效率的特别假设，尤其反映了建立在社会成本概念上的社会福利作用的现实性和隐定性：
市场不健全性
无悔潜力的存在表明市场和制度运作不完善，这是由市场失灵和/或制度失效造成的。市场失灵表现在缺乏信息、扭曲的价格信息、缺乏竞争等等；而制度失效与不适当的管制、产权不明、扭曲的财政体制和受限制的金融市场等有关。减少市场的不健全性意味着有可能制定和实施一些政策，在成本小于效益的前提下，纠正市场和体制失效。
双重红利
在九十年代，人们对来自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双重红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除了改善环境（第一收益）的基本目标外，这些政策如果通过增加收益的措施来实施，如碳税和可交易的排放权，则可以获得能抵消实施这些政策总成本的第二收益。所有的国内温室气体政策都有一个来自于政策工具和财政体系间相互作用的间接经济成本，但是如果政策是通过增加收益的措施来实施，如这一收益被用来改变现有的扭曲政策，则这一成本可以被部分抵消（或效益高于成本）。这些增加收益的政策在实践中能否减少扭曲，取决于这些收益能否被“循环”，并用于减少其他税收。
附带效益和成本（附带影响）
附带影响的定义已在上文中给出。正如上文指出的，附带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总的和净的减排成本不可能通过简单地将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相加而得到，因为后者非常复杂。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总的和净的成本）只有与综合而又具体的各种不同的情景和政策假设相联系才有意义。
无悔潜力的存在是必然的，但实现这些潜力的条件并不充分。实际实施需要制定一个政策战略，而这一战略可能与减少市场和制度的失败或者是与减少障碍一样复杂。
对范围很宽的选择措施来说，减缓成本取决于一个国家和政府用什么制度框架来减排温室气体。总的来说，框架越灵活，实现一个给定的减排目标的成本就越小。更多的灵活性和贸易伙伴能减少成本，很少的灵活性和贸易伙伴会使成本升高，无论是在国内减排还是在国外减排。灵活性都可以用将碳减排成本降到最低的能力来衡量。
国家级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实施在多情况下将对短期经济、社会发展、区域环境质量和不同代际间的公平性产生影响。遵循这一原则的减排成本评估，即在实现减排温室气体政策的目标有很多附带影响的决策框架的基础上评估，这样一个评估的目的是告诉决策者在公平优先和其他政策制约（自然资源和环境目标等）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实现不同的政策目标。很多国际上的研究已经应用这样一个广泛的决策框架来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影响进行评估。
在减排成本问题和政策的广泛影响间有很多关键的联系，包括对宏观经济、就业机会的创造、通货膨胀、公共资金的边际成本、资金可获得性、溢出效应和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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