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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评价是决策规则中的输入信息，包括成本效益分析（CBA）和成本有效性分析（CEA）以及多种因素分析。分析方法的不同主要取决于决策框架选取的、认定的和评价的目标不同，一些减排政策的目标以经济单位表示（如以货币衡量成本和效益），一些以物理量来表示（如CO2排放量）。实践中面临的挑战是对所分析的每个重要影响提出一个一致性的、综合的评价方法。
文献使用了一些术语来描述与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相关的效益和成本。它们包括共生效益、附带效益、侧面效益、二次效益、相关效益等。“共生效益”是指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产生的非气候效益，它们在减排政策制定的一开始就考虑了。因此，共生效益指目的在于减排的政策也有至少同等重要的其他目标（例如发展、可持续性和公平性等目标）。与之相反，附带效益是指气候变化减排政策对其产生的问题带来的二次或副效果。
如前所述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政策会产生的其它的社会效益和成本 （这里称连带或附带效益），一些经验性研究试图评价它们的影响。很显然，附带或共生效益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分析情景的构造，特别是基准方案中对政策目标的假设。这意味着是否包括某一特定影响主要取决于计划的首要目标。有些从国际角度看是温室气体减排计划，从国内来看，减少当地污染物排放与减排温室气体是同等重要。
所有的气候变化政策被实施时都产生必要的成本，即改变现有规定和规则产生的成本，以满足基本保障，包括培训和教育实施政策的人以及受本政策影响的人等，遗憾的是这种成本没有被全部列入传统的成本分析中。实施成本反映了将计划付诸实施的永久性体制安排，而与成本分析中提到的交易成本是不同的，根据定义，后者是暂时成本。我们需要做许多工作将体制的和其它程序的成本定量化，以使数字更能反映出真实成本，如果计划被实际执行。
有两种方式来贴现——基于贴现率应该是多少的论理或规范方法，以及基于人们（储蓄者和投资者）日常生活决策中使用的贴现率的描述性方法。在减排分析中，一个国家的决策至少应该部分依靠反映资本的机会成本的贴现率。发达国家通常为4—5%，发展中国家为10—12%甚至更高。讨论不同的气候变化减排项目使用不同的贴现率是一个挑战，除非减排项目持续时间非常长。文献表明贴现率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降低，这就意味着应当对长期内产生的效益给予更高的权重。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贴现率并没有反映私人回报率，它通常很高，大约10—25%。
虽然大多数人认为适应行动会影响减排成本，但这在气候政策决策中并没有被考虑。因为政策是分散的——减排是针对气候变化的，而适应被认为是对自然灾害作出的反应。通常对减排和适应的模拟是分别进行的，以便将复杂巨大的事情简单化。因此，通常分别估算减少风险的成本，因为对每项措施都存在潜在的偏差。这说明应对减排和适应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经验性结果给予更多注意，但影响的性质和时间的不确定，包括意外的发生将限制相关成本内部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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